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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作共浏览:余秋雨经典散文名篇《一个王朝的背影》
发布时间:2021-10-05 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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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一个王朝的背影一 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庞大的情感阻隔。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 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随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气力。 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配合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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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背影一 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庞大的情感阻隔。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

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随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气力。

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配合语言。似乎汉族天经地义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而已,偏偏越弄越遭,最后险些让外国人给朋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民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

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伍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清人的愤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化”的口号,又是何等有须要,何等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许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年长以後,我开始对这种情绪发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罗着极大的不公正。

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看法逐渐引伸出来的,带有许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泛起的继续人,哪怕是昏君、怯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正当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原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看法要比姓氏正统论庞大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高声宣扬民族正统论,即是例证。

民族正统论涉及到险些一切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个在以后仍然要不停争论的贫苦问题。在这儿请允许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门;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天子在总体上还算比力好的,而其中的康熙天子甚至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天子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应自满。既然说到了唐太宗,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他更可能是鲜卑族而不是汉族之后。

如果说先后在庞大的社会灾难中迅速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的两位中国历史上最良好帝王都不是汉族,如果我们还愿意想一想那位至今还在被全世界历史学家赞叹的建设了赫赫战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么我们的中华历史观一定会比小学里的历史课开阔得多。汉族固然很是伟大,汉族固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固然要挺身而出举行无畏的抗争,为了小我私家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固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异议的。

问题是,不能由此而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明、希望,全都押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陋,它的统治者经常一再地把整其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逾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贱而品格高洁,在清兵浩荡南下、大明山河岌岌可危时节保持着多大的民族气节!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情人侯朝宗为抗清扶明不惜赴汤蹈火、奔命呼号的时候,恰恰正是苟延残喘而仍然荒淫无度的南明小朝廷,作践了他们。谁人在其时当地看来既是明朝也是汉族的最子女表的弘光政权,基础不要她和她的姐妹们的忠君泪、报国心,而只要她们作为一个女人最可怜的色相。

李香君真想与情人一起为大明捐躯流血,但叫她恶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权要来强逼她结婚,而使她血溅纸扇,染成“桃花”。“桃花扇底送南朝”,这样的朝廷就让它去了吧,长叹一声,气节、操守、抗争、奔走,全都成了荒唐和自嘲。《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老汉子的后裔,连他,也对历史转捩时期那种盲目的正统看法发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把这种怀疑,转化成了笔底的灭寂和苍凉。

对李香君和候朝宗来说,明末的一切,看够了,清代会怎么样呢,不想看了。文学作品总要竣事,但历史还在往前走,事实上,清代还是很可看看的。为此,我要写写承德的避暑山庄。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够了。

这种偷看其实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从小埋下的历史情绪和民族情绪,有几多可以留存,有几多需要校正。二 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家园林,又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虽然闻名史册,但久为禁苑,又地处塞外,向来惠顾的人不多,直到这几年才被旅游者搅得有点热闹。我原先并不知道能在那里获得一点什么,只是今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在承组织了一次海内优秀电视编剧和导演的聚会,要我给他们讲点课,就被他们接去了。

住所正在避暑山庄背後,刚到那天的黄昏时分,我独个儿走出住所大门,对着眼前黑黝黝的山岭发呆。查过舆图,这山岭即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

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奇怪的是,整其中华国界都已归属了这个王朝,为什么还要把这张休息的罗圈椅放到长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们在这张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时候在想一些什么呢?月亮升起来了,眼前的山壁显得越发巍然怆然。北京的故宫把几个差别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这里,远远的,悄悄的,纯纯的,悄悄的,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

它实在对我发生了一种庞大的诱惑,于是急忙讲完频频课,便一头埋到了山庄里边。山庄很大,原来以为北京的颐和园已经大得令人咋舌,它竟比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听说装下八九个北海公园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不出海内另有哪个古典园林能望其项背。

山庄外面另有一圈被称之为“外八庙”的寺庙群,这暂不去说它,光说山庄内里,除了前半部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主要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尤其是山区,险些占了整个山庄的八成左右,这让游惯了此外园林的人很不习惯。园林是用来休闲的,况且是皇家园林大多追求利便平适,有的也会堆几座小山装点一下,哪有像这儿的,硬是圈进莽莽苍苍一大片真正的山岭来消遣?这个格式,包罗着一种需要我们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审雅观念和人生看法。

山庄里有许多楹联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天子们亲自撰写,他们固然想不到几多年后会有我们这些生疏人突入他们的私家园林,来读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是写给他们子弟继续人看的。朝廷给别人看的工具许多,有大量刻印广颁的例行公事,而写在这里的文字,只管有时也咬文嚼字,但总的来说是说给儿孙们听的体己话,比力真实可信。我踏着青苔和蔓草,辩识息争读着一切能找到的文字,连藏在山间树林中的石碑都不放过,读完一篇,便舒松开筋骨四周看看。

一路走去,终于可以有掌握地说,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首先是康熙,山庄正宫午门上悬挂着的“避暑山庄”四个字就是他写的,这四个汉字写得很好,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祥,可以想见他首次踏进山庄时的步履也是这样的。他一定会这样,因为他是走了一条艰难而又乐成的远程才走进山庄的,到这里来喘口吻,应该。

他一生的艰难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辈原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中原山河,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一个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辽阔的疆土、如此兴盛的运势前做些什么呢?他稚气未脱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辅政大臣鳌拜,一个自恃当初做汉奸领清兵入关有功、拥兵自重于南方的吴三桂。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与自己的祖辈、父辈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政治势力,即即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也未免下得了刻意去动手,但康熙却向他们、也向自己挑战了,十六岁上爽性个继续者酿成了创业者。

他成熟了,眼前险些已经找不到什么对手,但他还是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山林草泽间彷徨,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他每次都要经由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对着这堵受到历代帝王切切体贴的城墙,他想了许多。

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堂堂一个朝廷,岂非就靠这些砖块去守卫?可是如果没有长城,我们的防线又在那里呢?他思考的效果,可以从1691年他的一份上谕中看出个或许。那年五月,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统领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竟然完全差别意,他的上谕是: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势如破竹,诸路瓦解,皆莫能当。

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疆域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黎民?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说得实在是很有原理。我对埋在我们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一直不敢捧场,读了康熙这段话,简直是找到了一个远年知音。由于康熙这样说,清代成了中国古代基本上不修长城的一个朝代,对此我也以为不无痛快。固然,我们今天从掩护文物的意义上修理长城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把长城永远作为中华文明的最高象征就好。

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无形的长城。“修得安民”云云说得过于堂皇而蹈空,实际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天子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举行大规模的“围猎”,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荡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疆域起一个威慑作用。“木兰围场”既然设在长城之外的边远地带,离北京就很有一点距离,如此众多的朝廷要员前去秋猎,固然要制作一些大巨细小的行宫,而热河行宫,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设起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远程进京也有与清廷相互交谊的时机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也就需要有热河行宫和它周围的寺庙群了。

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搜集到这一座行宫、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庞大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园林和寺庙,道道地地的休息和祈祷,军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们甚至连可以疑惑的痕迹都找不到。

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 康熙险些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兰围场”到场一次为期二十天的秋猎,一生到场了四十八次。每次围猎,情景都极为壮观。先由康熙选定逐年轮换的狩猎区域(逐年轮换是为了生态掩护),然后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帐篷为“内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帐篷为“外城”,城外再设警卫。第二天破晓,八旗官兵在天子的统一督导下集结围拢,在上万官兵齐声呐喊下,康熙首先一马当先,引弓射猎,每有所中便引来一片欢呼,然后扈从大臣和各级将士也紧随康熙射猎。

康熙身强力壮,骑术高明,围猎时智勇双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让王公大臣由衷惊服,因而他本人的猎获就许多。晚上,营地上篝火到处,肉香飘荡,人笑马嘶,而康熙还必须回帐篷里批阅天天疾驰送来的奏章文书。康熙一生身先士足打过许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自得的还是自己狩猎的结果,因为这纯粹是他小我私家生命力的验证。

1719年康熙自“木兰围场”行猎后返回避暑山庄时曾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 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凡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这笔流水帐,他说得很自得,我们读得也很兴奋。身体的强健和精神的强健往往是连在一起的,须知中国历史上多的是有气无力病恹恹的天子,他们即便再“内秀”,也何以面临如此庞大的国家。由于强健,他有足够的精神处置惩罚挺庞大的西藏事务和蒙古事务,解决治理黄河、淮河和疏通漕支等大问题,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泽后世。

由于强健,他还愿意勤奋地学习,效果不仅武功一流,“内秀”也十分了得,成为中国历代天子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一直很使我震动,而且我可以肯定,其时也把一大群冷眼旁观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谁能想获得呢,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天子更热爱和醒目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功夫,其中对朱熹哲学钻研最深。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举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理性精义》等著作。

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而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书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文化气魄铺地盖天,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领土地的实际丈量,编成了全国舆图《皇舆全览图》。

在他提倡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其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最高级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险些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以上讲的还只是我们所说的“国学”,可能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纵然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相同但在同一小我私家身上深潜双方的究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

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天子竟然在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经常演算习题,又学习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并比力它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差异。他的老师是其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但厥后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他亲自审校译成华文和满文的西方数学著作,而且一有时机就向大臣们教学西方数学。

以数学为基础,康熙又进而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物理、医学、化学,与中国原有的这方面知识比力,取长补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中国权要和外国传教士经常发生矛盾,康熙不袒护中国权要,也不主观臆断而是靠自己立志学习,真正弄通西方学说,险些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断。他任命一名外国人担任钦天监监副,并下令礼部挑选一批学生去钦天监学习自然科学,学好了就选拔为博士官。

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像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华文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译成满文。这一切,居然与他所醉心的“国学”互不排挤,居然与他一天射猎三百十八只野兔互不排挤,居然与他一连串重大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经济行为互不排挤!我并不认为康熙给中国带来了基础性的希望,他的政权也做过不少坏事,如污名昭著的“文字狱”之类;我想说的只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这位少数民族身世的帝王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力健全。有时,小我私家的生命力和人格,会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

与他相比,明代的许多天子都活得太不像样了,鲁迅说他们是“无赖儿郎”,确有点像。尤其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历天子(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是,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

没见他玩过什么,似乎也没有好色的嫌疑,历史学家们只能推断他躺在烟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鸦片烟!他聚敛的金银如山似海,但当清军起事,朝廷束手无策时问他要钱,他也死不愿拿出来,最后拿出一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变黑发霉、腐蚀得不能见天日的银子!这完全是一个失去任何人格支撑的心理失常者,但他又集权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另有儿子朱常洛(光宗)、孙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检(思宗)先后继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败定了,他的儿孙们很是可怜。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田野、猎场和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口站,因此也是其时中国历史的一所“吉宅”。三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对比,避暑山庄与万历深宫的对比,其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固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力庞大。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纠纠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折。

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叛变者,但他们往往也蒙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这即是文化的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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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憾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小我私家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其时江南地域好频频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削发”之争,即汉人向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田地。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关及文化生态,效果,是否“毁我衣冠”的问题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发作点。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明白文明和野蛮的差异,并把“鞑虏”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

老黎民的头发终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比黄宗羲更进一步,武装抗清失败后还走遍全国许多地方图谋复明,最后终老陕西……这些一代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门生和崇敬者们固然也多有追随。

可是,事情到康熙那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文人们依然像朱耷笔下的秃鹫,以“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华文化的热忱。开始大家以为是一种笼络人心的计谋,但从康熙身上看似乎不完全是。他在讨伐吴三桂的战争还没有竣事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把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任命,称作“博学鸿词科”。

这次被保荐、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厥后录取了五十人。其中有傅山、李[禺页]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如此行动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乡后禁绝别人以“中书舍人”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另有多大愤恨,或许谈不上了。

李[禺页]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别人只得作罢。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岁,没想到二十五年后,五十余岁的康熙西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召见他,他没有应召,但心里究竟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李慎言作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

这件事带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现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息争了。与李[禺页]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下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

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禺页]一样,自己出头终究未便,由儿子署理,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资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即即是原先与清廷你死我活黄宗羲、李[禺页]他们,也以为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这不是叛变,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

既然康熙对华文化认同的那么老实,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外是文化的外表而已。黄宗羲不是让儿子到场康熙下令编写的《明史》吗?编《明史》这事给汉族知识界震动不小。康熙任命了大历史学家徐元文、万斯同、张玉书、王鸿绪等卖力此事,要他们凭据《明实录》如实编定,说“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他还多次要大家仔细研究明代晚期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

汉族知识化界要反清复明,而清廷君主竟然亲自向导着汉族的历史学家在岑寂研究明代了,这种研究又高于反清复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坚持也就不能不徐徐化解了。《明史》厥后成为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这是直到今天还要认可的事实。固然,也还余留着几个坚持不愿认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时代浙江有个学者叫吕留良的,在著书和讲学中还一再强调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这个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个叫曾静的落选书生看到了,很是激动,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学生几人,筹谋反清。

这时康熙也早已过世,已是雍正年间,这群文人手下无一兵一卒,醒目成什么事呢?他们探询到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子女,想来肯定能继续岳飞遗志来抗击外夷,就派人带给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请他起事。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琪身上都是几多代的事情啦,还想着让他凭着一个“岳”字拍案而起,skyhits在线书库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琪是清朝大官,做梦也没想到过要反清,接信后虚假的应付了一下,却天经地义地陈诉了雍正天子。

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团体,又亲自阅读了书信、著作,以为其中有好些看法需要自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说,而且认为有过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够的事实和勇气证明清代统治者并不差,为什么还要反抗清廷?于是这位天子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发表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写得颇为老实。

他的大意是: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是“外国”人,但这是籍贯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要把华、夷离开来看?你们所尊重的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岂非有损于他们的圣德吗?吕留良这样著书立说的人,连前朝康熙天子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掉臂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以反而勇于为善,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品德仁也可享有名份,而外族君主即便精励图治也得不到褒扬,外族君主为善之心也会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还是中原的黎民吗? 雍正的这番话,带着显着的委屈情绪,而且是给父亲康熙打行侠仗义,也真有一些感人的地方。但他的整体思维能力显然比不上康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只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指外族,而且也仅指中原地域之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差别,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观点上把事情搞庞大了,反而倒霉。

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也有丑陋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让泛起“虏”、“胡”之类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天子。

除了华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他倒是比力宽容,有怀抱,听得进忠臣贤士们的尖锐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他执政的前期,做了许多好事,国运可称兴盛。这样一来,即便存有异念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头,到厥后也真没有什么想头了。其实原来这样的人已不行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了头。

真正最高级的大学者,在乾隆时代已不想作反清复明的事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基丰盛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天子。

承德避暑山庄,他来得最多,总共停留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踪迹更是随处可见。乾隆也经常到场“木兰秋[犭尔]”,亲自射获的猎物也极为可观,但他的主要心思却放在边疆征战上,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外八庙内,纪录这种征战结果的碑文极多。这种征战与汉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反而弘扬了中国的国威,连汉族知识界也引以为荣,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中原圣君了,但我细看碑文之后却发生一个强烈的感受: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数疆域战争的须要性深可怀疑。需要打得这么大吗?需要重复那么多次吗?需要这样强横地来看待邻人们吗?需要杀得如此残酷吗?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燥热而又不详的气氛。

在满、华文化坚持基本上竣事之后,这里洋溢着的中华帝国的自得情绪。江南塞北的风物胜景在这里聚会,上天的唯一骄子在这里安驻,再下令编一部综览全部文籍的《四库全书》在这里存放,险些什么也不缺了。乾隆不停地写诗,说避暑山庄里的意境已远远凌驾唐宋诗词里的描绘,而他则一直等着到时间卸任成为“林下人”,在此间渡过余生。在山庄内松云峡的同一座石碑上,乾隆一生竟先后刻下了六首御诗表述这种自得情怀。

是的,乾隆一朝确实不算窝囊,但须知这已是十八世纪(乾隆正好死于十八世纪最后一年),十九世纪已经迎面而来,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乾隆打了那么多仗,耗资该有几多?他重用的大贪官和[王申],又把国力糟蹋到了何等田地?事实上,清朝以致中国的整体历史悲剧,就在乾隆这个貌似全盛期的天子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庄内,已经酿就。但此时的避暑山庄,还完全沉湎在中华帝国的梦幻中,而全国的文化知己,也都在这个梦幻边缘口或陶醉,或喑哑。1793年9月14日,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接待,还在山庄的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为商业口岸,在广州四周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

原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中原威仪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祥国王敕书》,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纵然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行行!”,也许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行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原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接待外商来商业,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商业,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禁绝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朝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划定出来的。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

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天朝意识,这与以后的受辱挨打有着一定的逻辑联系。乾隆在避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声言词,就连历史老人也会听得不太顺耳。这座园林,已孱杂进某种凶兆。

四 我在山庄松云峡细读乾隆写了六首诗的那座石碑时,在碑的西侧又读到他儿子嘉庆的一首。嘉庆即位后经由这里,读了父亲那些自得洋洋的诗后不禁长叹一声:父亲的诗真是深奥,而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实在以为肩上的担子太重了!(“瞻题蕴精奥,守位重仔肩”)嘉庆为人比力懦弱宽厚,在父亲留下的这副担子前不知如何是好,他一生都在面临内忧外患,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庄。道光天子继嘉庆之位时已四十明年,没有什么才气,只知勤勤俭俭,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

这对一国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韵事。朝中大臣竟相摹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已经没有几多气数了。

父亲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让它空关了几十年,他有时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去打一次猎,探询能不能不经由避暑山庄就可以到“木兰围场”,回覆说没有此外门路,他也就不去狩猎了。像他这么个可怜巴巴的天子,似乎原来就与山庄和狩猎没有缘分的,鸦片战争已经发作,他忧愁的眼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避暑山庄一直关到1860年9月,突然接到下令,咸丰天子要来,赶忙扫除。

咸丰这次来时带的银两特别多,原来是来逃难的,英法联军正威胁着北京。咸丰这一来就不走了,东走走西看看,庆幸祖辈留下这么个好地方让他躲避。他在这里又批准了好几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但签约后还是不走,直到1861年8月22日死在这儿,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丰一死,避暑山庄热闹了好些天,种种政治势力围着遗体举行着明显悄悄的较量。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辛酉政变”的行动方案在山庄的几间屋子里制定,然后,咸丰的棺木向北京启运了,刚继位的小天子也出发了,声势赫赫。避暑山庄的大门又一次牢牢地关住了,而就在这支声势赫赫的队伍中间,很快站出来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女子,她将统治中国数十年。

她就是慈禧,脱离了山庄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又下了一道下令,说热河避暑山庄已经几十年不用,殿亭各宫多已倾圮,只是咸丰天子去时稍稍修治了一下,现在咸丰已逝,众人已走,“所有热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 这个下令,与康熙不修长城的谕旨前后辉映。康熙的“长城”也终于倾坍了,荒草凄迷,暮鸦回翔,旧墙斑剥,霉苔到处,而大门却牢牢地关着。

关住了那些宫殿房舍倒也而已,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来,这儿就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抛弃了,于是自己也就成了一个丧魂崎岖潦倒的朝代。

慈禧在北京修了一个颐和园,与避暑山庄反抗,塞外溯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反抗的能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康熙连同他的园林一起失败了,败在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建设过什么功业的女人手里。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今后阴气重重、劣迹斑斑。当新的一个世纪来到的时候,一大群汉族知识分子向这个政权发出了扑灭性声讨,民族愤恨重新在心底燃起,三百年前抗清志士的事迹重新被掘客和播扬。

避暑山庄,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邪恶的象征,老老实实躲在远处,只管不要叫人发现。五 清朝的死亡后,社会震荡,世事忙乱,人们也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这次历史变换的苦涩厚味,急忙忙忙赶路去了。直到1927年6月1日,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而死,才让全国的有心人肃然深思。

王国维先生的死因众说纷纭,我们且不管它,只知道这位汉族文化大师拖着清代的一条辫子,自尽在清代的皇家园林里,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他不会不知道明末清初为汉族人是束发还是留辫之争曾发生过惊人的血案,他不会不知道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大学者的慷慨行迹,他更不会不知道根据世界历史的历程,社会巨变乃属一定,可是他还是死了。

我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王国维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效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体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王国维先生实在又无法把自己为之而死的文化与清廷支解开来。

在他的书架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红楼梦》、《桃花扇》、《永生殿》、乾嘉学派、纳兰性德等等都把两者连在一起了,于是对他来说衣冠举止,生态心态,也莫不两相混同。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由猛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发生某种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康熙的政治事业和军事事业已经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祀它。

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惋惜又死得一定。知识分子总是差别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体现出恒久的文化韧性,文化酿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

但清末又是整其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祀的该是整其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

王国维先生到颐和园这也还是第一次,是从一个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颐和园门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门。今天,我们面临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经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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